叶嘉诌想・江湖废话

Speech at Harvard by Bill Gates
 
June 8, 2007 - 12:36PM
Text of the speech given by Microsoft chairman Bill Gat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on June 7, 2007.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I’ve been waiting more […]

比尔・盖茨在2007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比尔盖茨哈佛演讲全文
布克校长，前任校长路登斯特尼，未来的校长法斯特，哈佛集团成员们，督导团成员们，全体教员、家长们，特别是所有毕业生们：
我等了30多年来说这句话：“爸爸，我说过我会回来完成我的学位的”。我想感谢哈佛给予我这份及时的荣誉。我明年要换份工作（注：指全力投入比尔及梅琳达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在我的简历里写上我拥有一个大学学位将会十分有帮助。我赞许今天的毕业生们走了一条远比我直接的路线拿到了自己的学位。在我这方面，我很高兴克里姆森把我叫做“哈佛最成功的辍学学生”。我猜他这么说可以让我当上我们这个特殊班级的学生代表来致词……我在失败者里面做得最好。但是我还想让人记得是我让史蒂夫・鲍默尔从商学院退学的。我是个坏榜样。那就是我为什么被邀请来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如果我在你们的新生介绍会上演讲了的话，你们中很少人今天能在这里。哈佛的经历对我意义非凡。学术生活非常迷人。我曾经听过无数我甚至都没有选过的课程。住宿生活棒极了。我当时住在拉德克利夫，在克里尔楼。我们宿舍总是直到深更半夜还有人在谈论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担心第二天早上要早起。那就是我是怎么当上这个反社会组织头目的。我们整天彼此粘在一起来确认我们对所有那些社会人的抵制。拉德克利夫是一个绝好的住处。那里住着很多女生，而且那里的男生大多都是学数学和科学的。这种结合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如果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在那里我明白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道理：“提高你的成功机率并不能确保成功”。
微软的起步
我对哈佛的一个最深的记忆来自于1975年一月，那时候我从克里尔屋给远在Albuquerque的一个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个公司已经开始制造世界上最早的个人电脑，我想卖给他们软件。我担心他们会听出来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里的学生而挂掉我的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一个月后你来找我们。”那是件好事情，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编写那个软件。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不分昼夜的在这项附加学分微乎其微的项目上工作，那标志着我大学教育的终结和与微软非凡旅途的开始。我对哈佛最深的印象要数生活在如此众多的精力和智慧之间。那是令人愉快的，使人胆怯的，有时甚至是让人扫兴的，但却总是充满挑战的。那是一种惊人的特权-尽管我离开得比较早，我却已经被改变了，被我在哈佛的岁月改变，被我结识的朋友改变，被我所有过的想法改变。
最大遗憾
但是认真地回首往事……我依然有一个很大的遗憾。离开哈佛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世界上可怕的不平等――以及机遇上的不平等使得上百万的人的生活陷入绝望。我在哈佛这儿学到了经济学上和政治学上的新思想。我身处于科学带来的进步。但是人类最伟大的进步不在于发现，不在科学的伟大发明之列–而是在于这些发明怎样被用来缩小不平等。不论是通过民主、强大的公共教育体制、优质的健康保障、或广阔的经济机会――缩减不平等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离开校园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无数年轻人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我对发展中国家那些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困和疾病中的人们一无所知。我用了几十年才发现这些。你们这些毕业生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来到了哈佛。你们比前人更加了解世界上的不平等。你们在的岁月里，我希望你们已经有机会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发现这些不平等，并解决他们仅仅是出于讨论，想象一下你每周有几个小时，每月有几美元可以用来捐赠予一项事业。并且你想要把这些钱和时间花在能给挽救和帮助生命带来最大影响的地方，你们将会把它用在哪里？对我和梅琳达来说，挑战是一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我们拥有的资源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在我和梅琳达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篇文章，在贫穷的国家每年有几百万儿童死于一些很久以前在美国就已经被杜绝了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B型肝炎、黄热病，有一种我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病–轮状病毒肠胃炎，它每年使50万儿童死去，没有一个是来自于美国。我们感到震惊。我们认为如果千百万重病的儿童都能够被救活的话，全世界应该首先去发现并运送那些能够救助他们的药物。但是这没有发生，有很多的干涉使这些本能救人的药物没有被送去。
人人生而平等
如果你坚信每个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那么一些生命被认为值得去救而另一些被认为不值得这种事就非常让人恶心了。我们告诉自己：“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它就最应该得到我们的付出。”所以我们如同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会做的那样，我们开始了工作。我们问到：“这个世界怎能眼看着这些孩子死去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救助这些孩子的生命的行为得不到市场的回报，政府也不会资助。所以这些孩子的死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在市场上没有力量，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发言权。但是你我这两样都有。如果我们能建设一个更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能扩展市场力量的所及范围让更多的人受益，或者至少能够生存，为那些承受着巨大不平等的人服务。我们就能让市场的力量更好的为穷人服务-我们也能促使全世界的政府把税款以一个更能体现纳税人价值的方式使用。
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能够给商业创造利润、能够给政治家带来选票的方式去给穷人带来所需之物的话，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可持续的缩减世界不平等的方法。这项任务是没有终点的，他用不可能被完成，但是一个有意识的努力去应对这项挑战就足以改变世界了。我对我们做到这些非常乐观，但是我与那些认为没有希望的抱有怀疑的人交谈，他们说“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在一起，也将会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最后，因为人们不在乎这个。”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比起我们对该做什么的认知，我们拥有更多的关怀。在哈佛园里的所有人，都曾一次又一次的目睹过让人心碎的人类的苦难，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帮助他们，我们早就行动了。改变现状的障碍不是关怀太少，而是复杂的因素太多。将关怀转换成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寻找方法和了解影响。但是复杂因素已阻碍了这三步。甚至随着网络和24小时新闻的到来，让人们了解到事实真相仍旧是项复杂的事情。当一架飞机坠毁，政府官员会马上开记者招待会，承诺说他们会调查、弄清原因并且阻止坠毁事件在未来发生。但是如果官员们完全诚实的话，他们会说：“在今天所有死于可预防因素的人当中，这个飞机上的人占到百分之零点五，我们决定竭尽所能去解决造成这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死亡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是飞机坠毁，而是千百万可预防的死亡。我们读不到足够多关于这些死亡的事情。媒体只报道新的事情-千百万人死亡并不新鲜。所以这种消息只能被放在容易被人忽略的背景之中。但是就算当我们真的看见和读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依旧很难保持关注。当情况复杂到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时看着他们受苦就变得很艰难。所以我们把目光移开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一步，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步：透过复杂因素，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希望好好利用我们的关爱的话，找到解决方法就非常关键。如果每次一组织或个人在问“我怎样去帮助他？“时都有明确的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付诸行动，我们也能确定我们的所有关爱都不会被浪费掉。但是复杂因素让给每个心中有关爱的人标注出一条行动之路变得非常困难，也让我们的关爱发挥作用变得很困难。切开这些复杂因素找到解决方法经历4个阶段：确定一个目标，找到最具效率的方法，为这个方法发明出最理想的技术，同时对现有的技术作出最为灵活的运用――不论他是一些已经非常成熟有效东西，比如药品，还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像一个吊床。
艾滋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宏观的目标当然是阻止这种疾病。最高效率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一个一次注射可以带来终生免疫的疫苗。所以政府，医药公司和基金会都资助这种疫苗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工作可能需要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同时我们不得不利用现有的条件工作-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使人们避免一些有风险的活动。向那个目标奋进就又要开始这个四步的循环。这是一个程式，最关键的事是从来不能停止思考和工作-还有从来不能做那些我们在20世纪对待疟疾和肺结核时所做的事――那就意味着向那些复杂因素投降并放弃。最后一步――在审视了问题、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之后――就是去衡量你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分享你的成功和失败好让别人从你的努力中学到东西。当然，你必须作出统计。你必须展现出这个项目接种了几百万儿童。你必须能够展示出死于那些疾病的孩子的人数在下降。这很关键，不仅仅为了去改进这个项目，而且为了取得更多商界和政界的投资。但是如果你想激励人们去参与，你就必须展现出数字之外的更多东西；你必须传达这项工作对人的影响–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救人一命对那些家庭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去达沃斯参加一个全球健康座谈会，讨论去挽救几百万人生命的方法。几百万！想象一下救人一命时你会有多激动――然后给那个激动乘上几百万…然而那却是我参加过的最为乏味的座谈会，乏味得我都无法忍受。让那次经历非常惊人的事情是那时我刚刚从一个介绍某软件第13个版本的活动中回来，人们在那个介绍会上激动得又跳又喊。我喜欢让人们为了软件而激动，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了救助生命而产生出更多的激动呢？除非你让人们看到或感觉到事情的效果，否则你不可能让人们激动起来。你怎么才能做到那一点，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依旧乐观。是的，不平等之始自终都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用来深入复杂因素的工具不是自始至终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是新的，他们能帮助我们最大化我们的关爱――那就是为什么未来会和过去截然不同。那些这个时代正在定义的和进行着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贫困和可预防疾病引起的死亡。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来到这个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援助战后欧洲各国的计划。他说：“我想一个困难就是媒体和电台投现给公众的混乱信息使人们对现在真正重要性的局势作出一个清楚的评判变得极端困难。事实上在这距离要看清现在的局势是不可能的。”马歇尔演讲三十年后，班上的同学除了我都毕业的时候，技术正在浮现，他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加开放，更加清晰可见，彼此更加接近。低端个人电脑的出现推动了一个强有力的网络的发展，它革新了认知和交流的机会。这个网络的神奇之外不止是它推翻了距离，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你的邻居。它同样大大增长了能够为了同一问题而一起工作的聪明头脑的数量-继而按比例将创新的效率增长到一个令人惊愕的程度。同时，当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使用这种技术的时候，有五个人不能。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具有创造性的头脑被排除到探讨之外――一些具有实际的聪明才智和相关经验的人并没法使用这项技术来完善自己的天赋和向世界贡献出自己的点子。我们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这项技术，因为这些进步正在引发一场能使人们相互帮助的革命。他们不仅让国家政府、还有大学、公司、小型组织，甚至个人都能够看到问题、找到方法、衡量他们努力解决饥饿、贫困、绝望等这些乔治・马歇尔60年前说过的事实的后果。
哈佛家庭的成员们：现在在这个院子里汇集着一批全世界最好的智力天才。为什么而相聚？毋庸置疑教员、校友、学生和哈佛的捐助人已经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了这里和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多一点？哈佛能否将自己的才智奉献在改善那些从来没有听过她名字的人的生活上。让我向教授和系主任们提出一个请求-这些哈佛的智慧导师：当你们录用新教员、任期评奖、评价课程，判决学位授予要求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最好的头脑应该被用在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上吗？哈佛是否应该鼓励教员反映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应该学到全球贫困的深度。普遍存在的饥饿、淡水的缺乏……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女孩……那些因为我们可以治愈的疾病而丧命的儿童？世界上最有特权的人是否应该学习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的生活？
这些并不是在反问――你依照你自己的原则来回答。我的母亲在我被这里录取的那一天充满了骄傲-她从未停止过促使我为别人作出更多的事。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她组织了一次新娘活动，他在活动中朗读了她写给梅林达的一封关于婚姻的信。当时我母亲患有很严重的癌症，但是她又发现了一个机会去传递她的信息，在信的最后她说：“那些被给予更多的人总是被期待着奉献更多。”当你考虑到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人都被给予了什么的时候――天赋，特权，机会――世界有权向我们索要的东西就几乎没有限制。正如这个时代所期望的，我想劝告所有在这里的毕业生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深刻的不平等，但你没必要为了制造影响而去做它。如果你将它变成你事业的中心，那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因此而制造出冲突。你可以每周抽出几小时，运用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的力量去获取信息，找到其他和你有相同兴趣的人，找出障碍所在，然后找出突破它们的方法。别让那些复杂因素阻止了你。做一个行动者。承担起这个巨大的不平等。那将会成为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你们这些毕业生处于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我当年的同学从来没有过的技术，你们拥有我们没有地对全球不平等的感知。因为这种感知，你们可能也拥有一个更加广博的道德心，如果你不理会那些你运用很小努力就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人，你的良心将会折磨你。你们比我们拥有的要多，你们必须开始得更快，持续得更久。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了，你们怎么会做不到呢？我希望你们能在30年后回到这里回想你们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所做出的贡献。我希望你们在评判自己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你们职业上的成就，而且考虑到你们将世界上最深刻的不平等处理的有多好……考虑到你们怎样帮助了一个和你相隔整个地球，除了他们的人性之外和你们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人。
祝你们好运。